
《白洋淀紀事》作為一本描寫抗日時期的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并與當地地主等惡勢力進行斗爭的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收錄了40篇短篇小說和散文,其中包括《荷花淀》《蘆花蕩》等名篇,文中充分表現出了戰爭年代民眾對幸福和安寧的向往。孫犁通過對白洋淀人民生活的描寫,從而用無邪的文字勾畫出時代的未來,用文學之美來表達普通人的心愿。
一輩子讀過經典和沒讀過經典的人生整個都不一樣,我不敢勸你們讀一輩子的經典,但是希望你們至少認認真真讀幾本經典。
——馬原
這些書之所以被稱為經典,乃是它可以chaoyue時間、年齡、語言和族群而成為人類心靈成長的營養。商務印書館是信譽極好的出版機構,相信這套書能帶給讀者莫大的閱讀驚喜。
——方方
對于學生們來說,應該是用兩只眼睛讀書,一只眼睛看書上的文字,另一只眼睛看文字的背后。這樣才會在“經典”引導下,建立自己的思想。
——北村
當一個人在少年時期就開始閱讀經典作品,那么他的少年就會被經典作品中zui為真實的思想和情感帶走,當他成年以后就會發現人類共有的智慧和靈魂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續。
——余華 著名評
《白洋淀紀事》
蘆花蕩——白洋淀紀事之一
夜晚,敵人從炮樓的小窗子里,呆望著這陰森黑暗的大葦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來的樣子。到這樣深夜,葦塘里才有水鳥飛動和唱歌的聲音,白天它們是緊緊藏到窠里躲避炮火去了。葦子還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鉆,目標好像就是天上。
敵人監視著葦塘。他們提防有人給葦塘里的人送來柴米,也提防里面的隊伍會跑了出去。我們的隊伍還沒有退卻的意思。可是假如是月明風清的夜晚,人們的眼再尖利一些,就可以看見有一只小船從葦塘里撐出來,在淀里,像一片葦葉,奔著東南去了。半夜以后,小船又漂回來,船艙里裝滿了柴米油鹽,有時還帶來一兩個從遠方趕來的干部。
撐船的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頭子,船是一只尖尖的小船。老頭子只穿一件藍色的破舊短褲,站在船尾巴上,手里拿著一根竹篙。
老頭子渾身沒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魚鷹。可是那曬得干黑的臉,短短的花白胡子卻特別精神,那一對深陷的眼睛卻特別明亮。很少見到這樣尖利明亮的眼睛,除非是在白洋淀上。
老頭子每天夜里在水淀出入,他的工作范圍廣得很:里外交通,運輸糧草,護送干部;而且不帶一支槍。他對葦塘里的負責同志說:你什么也靠給我,我什么也靠給水上的能耐,一切保險。
老頭子過于自信和自尊。每天夜里,在敵人緊緊封鎖的水面上,就像一個沒事人,他按照早出晚歸捕魚撒網那股悠閑的心情撐著船,編算著使自己高興也使別人高興的事情。
因為他,敵人的愿望就沒有達到。
每到傍晚,葦塘里的歌聲還是那么響,不像是餓肚子的人們唱的;稻米和肥魚的香味,還是從葦塘里飄出來。敵人發了愁。
一天夜里,老頭子從東邊很遠的地方回來。彎彎下垂的月亮,浮在水一樣的天上。老頭子載了兩個女孩子回來。孩子們在炮火里滾了一個多月,都發著瘧子(“瘧疾”的口語用法。瘧疾,急性傳染病,由蚊子傳播,癥狀是發冷發熱、熱后大量出汗、頭痛、口渴、全身無力),昨天跑到這里來找隊伍,想在葦塘里休息休息,打打針。
老頭子很喜歡這兩個孩子:大的叫大菱,小的叫二菱。把她們接上船,老頭子就叫她們睡一覺,他說:什么事也沒有了,安心睡一覺吧,到葦塘里,咱們還有大米和魚吃。
《朝花夕拾》
小引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么離奇,心里是這么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中國的做文章有軌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便想起四個月以前離開廈門大學,聽到飛機在頭上鳴叫,竟記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飛機。我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覺》。現在是,連這“一覺”也沒有了。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枝,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前天,已將《野草》編定了;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舊事重提》,我還替他改了一個名稱:《朝花夕拾》。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
我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存留。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卻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魯迅于廣州白云樓記狗·貓·鼠導讀:作者通過對童年時擁有過的一只可愛的小隱鼠的深情回憶,通過對祖母講述的民間故事生動的記敘,揭示了現實中那些像極了“貓”的正人君子的真實面目。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于有些人似乎總是搔著癢處的時候少,碰著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慎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了。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大角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后,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么?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于是就留心著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并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著費什么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后來,在覃哈特博士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里,總算發現那原因了。據說,是這么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伙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眾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只貓,立刻弓起脊梁來,它便招待,同行,將弓著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后,狗和貓便成了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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