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南京，守城的中國軍隊全線崩潰，美國威爾遜教堂成了臨時的避難所，一個美國神甫，十三個秦淮河胭脂歌女，一群避難的女學生，幾個流散的中國軍人和傷兵，一群日本官兵，在這個局促的空間里演繹了一段蕩氣回腸的家國仇恨……那些如花的名字，那些姣好的美眷，那些潑辣輕賤的話語，那些純凈善良的靈魂，終刻在了那段傷痕累累、血跡斑斑的歷史上。
商女亦知亡國恨，此恨無關風與月。張藝謀改編同名電影。
我的姨媽孟書娟一直在找一個人。準確地說，在找一個女人。找著找著，她漸漸老了，婚嫁大事都讓她找忘了。等我長到可以做她談手的年齡，我發現姨媽找了一輩子的女人是個妓女。在她和我姨媽相識的時候，她是那一行的花魁。用新世紀的語言，就是腕兒級人物。
一九四六年八月，在南京舉行的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大會上，我老姨幾乎找到了她。她坐在證人席上，指認日軍高級軍官的一次有預謀的、大規模的強奸。
我姨媽是從她的嗓音里辨認出她的。姨媽擠在法庭外面的人群里，從懸在電線桿上的高音喇叭里聽見了她的證詞，盡管她用的是另一個名字。
從法庭外進入審判廳，花費了我姨媽一個小時。五十六年前，八月的南京萬人空巷，市民們寧可中暑也要親自來目睹耳聞糟踐了他們八年的日本人的下場。審判大廳內外都擠得無縫插足，我年輕的姨媽感覺墻壁都被擠化了，每一次推搡，它都變一次形。日本人屠城后南京的剩余人口此刻似乎都集聚在法庭內外，在半里路外聽聽高音喇叭轉達的發言也解恨。
我的書娟姨媽遠遠看見了她的背影。還是很好的一個背影，沒給糟蹋得不成形狀。書娟姨媽從外圍的人群撕出一條縫來到她的身后，被上萬人的汗氣蒸得濕淋淋的。姨媽伸出手，拍了拍南京三十年代最著名的流水肩。轉過來的臉卻不是我姨媽記憶里的。這是一張似是而非的臉；我姨媽后來猜想，那天生麗質的臉蛋兒也許是被毀了容又讓手藝差勁的整容醫生修復過的。
“趙玉墨！”屆時只有二十歲的孟書娟小聲驚呼。叫趙玉墨的女人瞪著兩只裝糊涂的眼睛。
“我是孟書娟啊！”我姨媽說。
她搖搖頭，用典型的趙玉墨嗓音說：“你認錯人了。”三十年代南京的浪子們都認識趙玉墨，都愛聽她有點兒跑調的歌聲。
我的書娟姨媽不屈不撓，擠到她側面，告訴她，孟書娟就是被趙玉墨和她的姐妹們救下來的女學生之一??！
不管孟書娟怎樣堅持，趙玉墨就是堅決不認她。她還用趙玉墨的眼神兒斜她一眼，把趙玉墨冷艷的、從毀容中幸存的下巴一挑，再用趙玉墨帶蘇州口音的南京話說：“趙玉墨是哪一個？”
說完這句，她便從座位上站起，側身從前一排人的腰背和后一排人的膝蓋之間擠過去。美麗的下巴頻頻地仰伏，沒人能在這下巴所致的美麗歉意面前抱怨她帶來的不便。
書娟當然無法跟著趙玉墨，也在后背和膝蓋間開山劈路；沒人會繼續為她行方便。她只能是怎么進來的就怎么出去。等書娟從法庭內外的聽審者中全身而退，趙玉墨已經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