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影響企業家的企業家》是一本講述昔日“煙王”、今日“橙王”褚時健傳奇一生的書，也是讓編輯在審校過程中，無數次忍不住為他的人生經歷感慨與驚嘆的書。
少年時，他抓過魚、烤過酒、種過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擔；青年時，當過自救隊指導員、征糧組組長、區長；中年時，他是農場副場長、糖廠副廠長，1979年10月接手玉溪卷煙廠時，褚時健已年過半百。
他把資金短缺、技術落后、連年虧損的玉溪卷煙廠，打造成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集團企業，為國家創造991億元的稅利，褚時健也成為了“亞洲第一煙王”。同時，他以其獨到的商業智慧出拳金融、醫藥、能源等各個領域，“紅塔”映紅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河山。
然而，在最輝煌的時刻，褚時健折翼滇南，從“煙王”的神壇上跌落。
73歲，身患多重疾病的褚時健保外就醫，重回哀牢山，籌措資金改造山地，種起了橙子。十年后，一種名為“褚橙”的水果風靡全國，它被稱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稱為“中國最勵志的橙子”。
他有獨到的商業眼光、深邃的管理智慧，他也有對國家、民族、土地、人民的廣博情懷。他是褚時健，神話一般的存在。
我吃過他的橙子，這么大年齡才開始創業又做得這么好，確實給我們這些人非常大的激勵。——王健林
我有很多粉絲，但我是褚時健的粉絲……褚廠長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企業家的一種精神，是一種在前進中遇到困難，并從困難中重新站起來的精神。——王石
一個人跌倒再爬起來并不難，難的是從至高處落到最低谷，還能走得更遠，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褚老身上，似乎有一種“超能量”，這種能量，來自他做人、做事的高標準與嚴要求。也正是這種超能量，使他站得更高、走得更遠。——馮侖
一個真的英雄總是在無法想象的困境中、在不可思議的時點上崛起！褚時健因這幾個橙子，拉開了與這個時代所有優秀企業家的距離，使自己不僅成為一個不倒的商業傳奇，而且成為一個不朽的勵志英雄！——龔曙光
我欣賞所有跌倒后能爬起來的人，尤其是那些被人身后推倒而非自己跌倒的人。——韓寒
我吃過他的橙子，這么大年齡才開始創業又做得這么好，確實給我們這些人非常大的激勵。——王健林
我有很多粉絲，但我是褚時健的粉絲……褚廠長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企業家的一種精神，是一種在前進中遇到困難，并從困難中重新站起來的精神。——王石
一個人跌倒再爬起來并不難，難的是從至高處落到最低谷，還能走得更遠，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褚老身上，似乎有一種“超能量”，這種能量，來自他做人、做事的高標準與嚴要求。也正是這種超能量，使他站得更高、走得更遠。——馮侖
一個真的英雄總是在無法想象的困境中、在不可思議的時點上崛起！褚時健因這幾個橙子，拉開了與這個時代所有優秀企業家的距離，使自己不僅成為一個不倒的商業傳奇，而且成為一個不朽的勵志英雄！——龔曙光
我欣賞所有跌倒后能爬起來的人，尤其是那些被人身后推倒而非自己跌倒的人。——韓寒
第七章1982年——褚時健元年
轉守為攻，負債經營
在褚時健站穩腳跟并熟悉了玉溪卷煙廠的情況后，他已經決定轉守為攻。之前，他更多是處于一種防守的狀態。他說：“一開始，我們也沒有一套很完整的計劃，都是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碰到阻礙生產力發展和效益提高的一些舊規定、老想法，再力爭去排除和突破。”但是，進入1982年，開始有點兒不一樣了。
1981年早些時候，褚時健帶領玉溪卷煙廠的技術人員參觀了幾家率先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的兄弟公司。他們引進的英國制造的MK9-5型煙支卷接機非常新奇，讓褚時健備感震驚。它每分鐘能生產5000支煙，生產效率是玉溪卷煙廠的“新中國”牌卷煙機的五倍，但價格也很驚人——261萬元一套。
褚時健決定通過云南輕工廳來爭取政策，通過貸款購買一套MK9-5型卷接機設備。但是，云南省政府在之前一位分管副省長的主導下，把昆明卷煙廠作為云南卷煙工業現代化的優先改造目標，一切政策都向它傾斜。褚時健認為，政府的政策應該以市場為導向，擇優選擇，讓這些企業競爭，而不能刻意支持某一家的發展。正是在他的不懈爭取下，云南省輕工廳接受了他的意見，同意支持玉溪卷煙廠貸款購買設備。
但他還需要說服玉溪卷煙廠內部的管理層。畢竟是第一次引進設備，大家都有很多擔心：一是價格太高，僅僅一套設備的價格，就相當于60臺玉溪卷煙廠目前正在使用的“新中國”的價格，差不多是當時玉溪卷煙廠卷煙設備價格的總和。MK9-5單位時間的產量雖然是“新中國”的五倍，但按一般經濟賬目計算，也并不是多么合算。二是是否有能力操作進口機器，大家沒有信心。當時有報紙報道，某廠高價引進的進口設備因工人操作不熟而被擱置。而更重要的一點是竟然要貸款，要還利息，負債經營。這是過去玉溪卷煙廠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大家接受不了。
但這套機器的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每分鐘卷煙5000支，效率是原來的五倍；省原料，單箱卷煙耗煙絲45公斤，可以節省差不多15公斤；同位素射線測量重量；自動檢測煙支質量；此外，卷出的香煙在外觀和口味上都要比“新中國”卷出的好太多。
決策會上，褚時健請卷包車間副主任喬發科給大家算賬：這種設備每箱煙能節省15公斤煙葉，按每公斤5元計算，一箱就節約75元；這種機器的折舊費是每箱35元，而舊機器的折舊費是每箱17元。這樣，各項相加，使用這種設備每生產一箱煙將帶來57元的利益，它每天生產50箱煙，每天將節約2850元，每月就將節約8.55萬元。更重要的是，用它來生產“紅塔山”，僅加一個過濾嘴，每包的價格就能從5毛1分漲為8毛1分，每包能增加3毛錢，一條煙就能增加3塊錢。
按喬發科的計算，即使不計算節省下來的人工成本，使用這臺機器不超過三個月就能收回投資，還清本息。
在褚時健的主導下，班子成員達成共識，同意貸款引進一套MK9-5型設備。經過幾個月的周旋折騰后，這套讓人翹首以待的設備在兩名指導安裝和調試的英國專家的陪伴下來到了玉溪。
新機器罷工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進口設備的引進總是會刮起旋風，人們之前麻木的神經、呆滯的眼神，被一種好奇、羨慕、沖動所取代。他們比較進口貨和國產貨的異同，驚嘆進口貨的外觀設計與時尚功能，議論紛紛，嘖嘖稱奇。
玉溪卷煙廠的職工和褚時健一樣，盼著這套進口設備能給煙廠帶來奇跡，結果卻事與愿違。
這臺機器安裝好后，三天兩頭鬧病，再怎么調整，它的日產量還是只能達到設計產量的一半，并經常莫名其妙地停機，弄得兩位英國專家非常難堪。褚時健也整天圍著這臺機器轉，觀察專家們如何操作，尋找故障的規律。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索后，英國專家告訴他，故障不是機器的問題，而是原料的問題。因為這臺機器有一個電子質量監控系統，只要有一項原料不合格，或者中間出現任何質量問題，機器就會自動停下來。而玉溪卷煙廠目前的條件，根本滿足不了這臺機器的要求。看樣子，這臺機器還是一個“自動質檢員”。
這個結論讓褚時健非常驚訝，他把卷好的煙和卷爛的煙帶回辦公室，撕開、揉碎，放在放大鏡下認真觀察。幾天后，他告訴英國人，他同意他們的結論。
但褚時健需要的是如何解決問題。
英國專家告訴他，最簡單的辦法是放棄電子質量監控系統，用人來管理卷煙質量，或者調低質量監控系統的指標，讓質量差一些的原料也能進入下一道工序。但是，這樣產品的質量就不能達到機器設計的標準了。
另外一個辦法是全部使用進口的煙絲、濾棒和盤紙，或者再進口一臺他們公司的制絲設備，生產高品質煙絲。
褚時健告訴這兩位英國專家，機器的質檢系統任何人都不準動，包括他本人。他打算濾棒、盤紙等全部采用進口產品，但煙絲只能使用國產的，要不然卷煙產業再發達，也不能帶動中國的煙農變富。他同時委托這兩位英國專家：幫助煙廠提高煙絲質量，讓這臺設備在質量合格的情況下也能“吃”中國原料。
這套機器設備整整調試了45天才投入生產，褚時健承受著巨大壓力。
串換輔料，增強競爭力
在這臺MK9-5調試好之后，褚時健深知，只要把原料問題解決好，離生產出當時中國最好的香煙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那時候，全中國的卷煙廠大同小異，設備差距不大，各方面條件也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政府要扶持哪一家。決定一家卷煙廠發展的幾個要素：原料、設備、輔料、市場，尤其是輔料，當時都被嚴格控制著。
褚時健說：“盤紙我們不夠用，所有生產的這些紙張我們都不夠用。束絲要進口，全國都緊張，國家專賣局只能滿足我們一半，就不能搞過濾嘴煙，而過濾嘴煙的效益最好。”
但是，如果從競爭角度看也有一個好處：既然大家的條件都差不多，而大家都沒有刻意想去改變，那只要比別人在某方面好上一點兒，就會獲得競爭優勢。而褚時健是一個渴望改變的人，所以，當那些串換過家電的廣東人再次出現的時候，他牢牢地抓住了。
這些嗅覺敏銳的廣東商人了解了中國煙草業的狀況后，開始尋找這些卷煙廠兜售他們能搞到手的輔料，當然，前提條件是串換。這個時候，香煙兩級市場的差距已經很大，香煙串換能獲得誘人的利潤。
在發現“紅塔山”“紅梅”等香煙品牌初步暢銷后，他們很快就找上門來了。之前他們也登門找過別的卷煙廠，但都被拒絕或冷落了。他們為玉溪卷煙廠拉來進口的束絲、盤紙、白卡紙等緊俏輔料，這是褚時健求之不得的事。玉溪卷煙廠出品的優質香煙，尤其是“紅塔山”在兩級市場上巨大的價格差使這些廣東商人愿意付出任何東西。他們從美國、歐洲弄到這些緊俏輔料，轉口香港，再把它們運到玉溪。
這些商人和褚時健都是利益協調的高手，他們很快就達成了價格協議：玉溪卷煙廠給他們的香煙按出廠價算，而他們賣給煙廠的輔料也低于市場價，尤其遠遠低于國家調撥供應給玉溪卷煙廠的價格。于是，這成了一樁對雙方都非常劃算的買賣：這些商人讓渡出來的價格很快能通過二級香煙市場幾倍地補回來，因此，他們帶著愉快而感恩的心情和褚時健做起了這些生意。
褚時健身上超前的市場意識開始展現出競爭力。
他把那套進口的設備和這些串換來的輔料，全部投入了過濾嘴香煙的生產過程中，發現什么品牌的香煙短缺就生產什么香煙。有了串換幫忙，這臺261萬元的天價機器在投入生產幾個月后，就收回了投資。
徹底的市場信徒：鼓足干勁，爭奪市場
褚時健是一個徹底的市場信徒，當市場發出哪怕不那么強烈的需求信號時，他也能敏感地捕捉到，并帶著信徒般的狂熱和興奮投身到市場中，還能從對市場需求的供應中得到快感和成就感。當他得知MK9-5生產出的“紅塔山”“紅梅”受到市場前所未有的歡迎時，他調集了所有的力量來加強生產。
設備少，人力多，如何提高機器設備的效率？褚時健要求大家想辦法。熟悉機器運作的喬發科通過調查發現，要實現目前條件下的最高生產率，必須改變工人上班的節奏，變“三班倒”為“兩班倒”，變8小時工作制為11小時工作制，中間留下兩小時來換班和檢修機器。因為減少換班頻率能增加生產，最大限度地把人的力量和機器的能量發揮出來。
經過試驗，這個建議果真能夠增加產量。于是，褚時健毫不猶豫地采用了。他認為既然市場有了機會，就應該鼓足干勁干。在嚴格的勞動紀律約束下，2400多名職工都被動員起來了，他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勞動強度，以前一天松松垮垮只上8小時的班，現在必須緊緊張張地干足11小時。在褚時健的帶領下，整個卷煙廠都被一種熱情點燃了。
褚時健回憶說：“工人們確實干得夠苦，連那些年輕的職工都有點兒頂不住了。不過，既然我們設備不如人、規模不如人、市場不如人，職工的技術也不如人，我們的干勁就必須比別人強。市場給予的機會是短暫的，只有拼命才能抓住。”
這樣拼命工作的結果是，到當年的9月份，煙廠就把上級下達的生產任務完成了。在當時中國“承包”一詞風靡的年代，國家、云南省、玉溪卷煙廠之間形成了一個“分成制”契約：在完成國家指標后，超產部分由省里支配，而超產的那部分銷售收入，在扣除成本后，云南省又和玉溪卷煙廠進行再分配。這樣，加班加點的成果，很大一部分就轉變成了玉溪卷煙廠可支配的利潤。
可是，時間一長，那些指責褚時健透支職工體能、違反國家勞動規定的言論就開始出現了。慢慢地，一場針對褚時健的規模不小的告狀、上訪開始了，他們從玉溪告到云南省委，并聯名告到全國總工會、婦聯，最后告到了國務院。這么長的勞動時間和這么大的勞動強度，確實違反了當時的國家勞動管理辦法，對全廠2400多名職工的利益構成了損害。
在玉溪地委和云南省委一直保持沉默的情況下，這件事最后驚動了中南海。在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帶領下，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組成了一個調查班子進駐玉溪卷煙廠。褚時健解釋了這么做的兩個理由：一是抓住轉瞬即逝的市場機會，為國家、為企業也為職工創造效益；二是現在多投入的時間，3—5年后一定還給大家，現在每天工作11小時，未來每天也許只要工作6小時，甚至5小時。
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整個國家改革氛圍的感染下，正有點兒改革的苗頭，也許是為了不破壞企業剛剛獲得的自主權，最后的意見是由玉溪卷煙廠自己來處理這場危機。這些前來調查的“京官”，給那些意見較大的職工做起了思想工作：既然領導已經承諾以后會把時間還回來，那今天苦一點兒就算了嘛。
牛刀小試，利益激勵
接受調查這件事也給褚時健帶來了很大的觸動，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國有企業的勞動者關系，而他本身是一個市場利益的信奉者。他認識到，短期可以講奉獻精神，長期則必須有利益激勵機制。大多數職工的行為是受其自身利益驅動的。只有設計出一種好的機制讓他們愿意主動付出，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他注意到兩個現象：一是農民在自留地干活的時候，沒有誰的積極性有問題，同樣的土地，同樣的勞動力，為什么產量就不一樣呢？二是火車站那些搬運工人，辛苦地搬運大包，但他們也不存在積極性的問題，因為這些工人是按搬運東西的件數來計算工資的。
褚時健意識到，在非強制條件下，勞動力是很難被榨取的，哪怕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而即使在強制條件下，榨取的成本也非常高昂，人民公社時期生產大隊的失敗就是很好的例子。
實際上，1979年，褚時健到玉溪卷煙廠后，他憑借國家規定的“企業可以適度進行獎懲”的政策，在玉溪卷煙廠實行獎懲制，但制度定得很死。全年最高獎金不得超過三個月的工資，獎勵的范圍很窄，并且很難對應到責任，員工的積極性并不能真正被調動起來。
這場告狀風波之后，他決定突破政策的規定來調整分配制度。這個時候，同行的襄樊卷煙廠開始了計件浮動工資的改革。他馬上派出勞動科的員工去學習，等這些人回來給他匯報后，他已經明白應該怎么做了。
他參考計件浮動工資的方式，并借鑒農村“大包干”的經驗，提出了“單箱卷煙工資含量包干”的分配改革。為了和上層通道相對應，取得他們對改革的支持，他希望上級對玉溪政府同時也對玉溪卷煙廠實行“單箱卷煙工資含量包干”的政策。他把這個方案呈給了玉溪地委和云南省勞動部門，在獲得他們的支持后決定實施。
這個方案其實很簡單：按完成的生產量來計算工資，每一箱煙對應多少工資，把它先對應到生產車間，然后再分解到機臺，最后分解到個人。工資上不封頂，下不保底。
1981年11月，褚時健在二車間對這項改革進行試點，一個月后大獲成效。二車間的月產量由1000箱增加到1140箱，產量、質量都有了新的突破，按規定，這個車間的工人能夠領到1140箱煙的工資。
1982年年初，褚時健就在全廠推行這項改革：干8小時的人只能拿8小時的工資，干11小時的人拿11小時的工資，二者每月差150—200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這樣一來，因為超時工作而告狀的事就慢慢絕跡了。
各車間都把職工召集起來開會，讓員工自愿做出選擇：愿意每天工作8小時的站一邊，愿意工作11小時的站到另一邊。然而，竟然沒有一個職工愿意站到8小時那邊去，包括那些告狀和上訪的職工。
“單箱卷煙工資含量包干”的改革，是褚時健在玉溪卷煙廠實行的第一項改革措施，它的推行直接刺激了內部競爭。之前，職工遲到和早退是普遍現象。自從這項改革實施后，“上班要人喊，出工不出活兒”的現象沒有了，大家開始早來晚走，爭分奪秒，甚至傳出有深夜翻墻入廠加班的現象。
這個衰敗的國有企業開始煥發出新的活力。
但這些改革又引來了外部的麻煩，當這些消息傳到了周邊的國有企業時，這些企業不愿效仿褚時健，而是一起來“勸告”和告發他。他們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褚時健這項改革增加了工人的勞動強度，損害了工人利益。而財政部門確實已經注意到了玉溪卷煙廠職工工資增長的情況，他們認為這樣搞得左鄰右舍不好辦；稅務局也發現玉溪卷煙廠的獎金超過了四個月的工資，他們聲稱要追查責任；還有人說褚時健是搞福利主義、物質刺激；有的企業甚至向上級告狀，要求政府部門制止他這樣做。
但褚時健頂住了壓力。在一團亂麻的輿論旋渦中，玉溪地委站在了褚時健這邊。在為此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地委領導明確表態說，只要生產效益好，突破國家規定的獎金限額，政府愿意承擔風險。
為了不被上級部門“抓辮子”，他們把這看作一個君子協定，不做記錄，不發文件。這讓褚時健非常感動。
1982年，由于先進生產設備的引進，市場化經營思路和內部競爭機制也引入玉溪卷煙廠。這一年，玉溪卷煙廠的稅利達到了1.824億元，比褚時健剛來時翻了一番，利潤達到了1103萬；而職工的年平均工資，1979年不到300元，1981年不到700元，到了1982年就突破了2000元。
但也是在這一年，褚時健被當地紀委給予了“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因為他參與的輔料串換被視為投機倒把。
1982年，是褚時健在玉溪卷煙廠的元年。在此之前，他應付問題；在此之后，他轉守為攻。
……
